清朝时期的一场事故看清了洋人的真正嘴脸
清朝时期的一场事故，看清了洋人的真正嘴脸
弱国无外交是自古不变的铁律，没有利益的驱使，没有国家会帮助你跟你打交道，毕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。
光绪元年(1875年)，轮船招商局负责运送漕粮的“福星号”轮船被英国“澳顺号”轮船撞沉，形成重大海难事故，其死难者人数之多、情况之惨烈，均堪称中国近代海难史之最。然而，这桩原因清晰、责任明确的海难案，其最终的处理结果却无法令死难者家属与国人满意。
光绪元年(1875)，福星号轮船装载浙江海盐等12县白粮正耗米7270石，货物849件，修造津栈木料8排，计61支，乘客65人，船主管账水手等53人，于二月二十七日，开至佘山。因海中起大雾，不敢快走，仅开“半车”(最高时速的一半)，每间隔二分工夫，即放响气，“以期来船引避”。至次日早雾更大，“头尾相望，亦甚模糊”。十点三刻，开到距黑水洋100里的撩木洋地方，忽听有来船放气，急叫快打倒车，来船已从该船头之右侧撞过。因当时客人多半呆在舱底，出事后纷纷争上舢板。事后只救起客人18名，船主账房水手等35名，捞起尸身3具。
招商局轮船
此轮船原载江苏津局委员21人，浙江津局委员1人，经救起者仅江锡珪、蔡世濂、王世藻3人。由此可见，江苏此年的天津海运委员，差不多被洗劫一空，损失极为惨重。据事后的统计，此船上有账房11人，其中死5活6;客人65人，其中死47活18;水手42人，其中死13(包括外国人1名)活29人。共计此次死难人员多达65人。救起人员之中，受伤的也不少，如所救生火水手，就有3人受伤，还有1人“被木碰撞折臂”。这就是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“福星号海难”。
此次事件的肇事者为英国怡和洋行之“澳顺号”。福星被撞之时，澳顺尚能进行援助，故王世藻及家丁等7人，得以登上澳顺轮船活命。李鸿章将此事上奏清廷。清廷立即发布上谕：“亟须彻底查究，责令赔偿，著饬道员冯焌光照会英国刑司领事声速将此案秉公会记，按照条约办理，毋任延狡。”
三月初三日，苏松太兵备道冯焌光通知英国领事，说此案“不独漕米客货全数就淹，竟致江浙两省押运委员以及仆从水手人等同时溺毙至数十人之多，异惨非常，殊堪骇诧，事关中外交涉，案情重大，不能不彻底根究”，决定与英领事“亲提审断”，并由道饬委员翻译委员王副将会办。所有捞回尸身应由上海县验殓，一面会同王翻译及陈福勋并英领事所派之员，“传集两船之主人等，讯供详办”。
三天后，英国领事回复，英国的法律规定：“凡船只在洋忽遭不测，致有失去船货人命情事，该船主每甘到官，禀请查询缘由，自己有无过失，倘船主自不投案，该管领事自可随意酌提。”但澳顺号已经在折回上海后到领事馆报到，故不必提拿，可以在本月初七日十点公开审理。又因为事关中英交涉，苏松太兵备道无权参与此案审理，只能前来“听讯”。如果审理结束，中方觉得判案不公，才可“复行查讯”。
英国领事同时又警告中方，查阅供单，有“是日早雾更大，该船头尾相望模糊，且两船相近之际，均各时时放气”等语，按此情形，“尚无一船独任其咎之处，惟期两船皆无错处，诚为妙事”。这样的基调，已经为英方袒护澳顺埋下了伏笔。
案件由英方所属的刑司衙门负责。整个审案过程进行了记录和汇编。在审案之初，招商局特意延请英国律师担文出任中方的辩护律师，他们对案件得到公正审理也充满了信心。兼署通商大臣刘坤一曾批示道：按照国际通行的航行章程，凡船只遇有雾这时，“各火轮船皆宜缓走”，但英商澳顺轮船于大雾之时，“行驶猛疾，致将招商轮船撞沉”，损失巨大，要求英国领事按照约章，“秉公提讯断赔，勿任稍有偏袒”。李鸿章也称：照外国行船规例，福星号海难案发生，责在澳顺，澳顺“不得任其狡赖，是为至要。”
李鸿章像
据事后的记录可知，澳顺逃逸后不知所往，赔款耽延多时，英国“公使亦以此事背约，实有对不住中国之意”。后由担文律师将此事报告英国伦敦：“由英政府嘱怡和暗付此银，但不准报纸揭载。”由于从英方得不到足够的抚恤，中方只得自行处理。
总之，“福星号海难”的出现及审理结果，带有近代中国社会鲜明的时代特色，充分展现了西方侵略者欺压中国人民的本质。处理“福星号”轮船案件时，正值中英“马嘉理事件”爆发。两江总督刘坤一曾天真地认为，如果中方在福星号海难案上适可而止，稍留余地，“将来马翻译之案，或可借此调停”。不料英方却借机迫使清廷与之签订《烟台条约》，攫取大量特权。
以上都充分证实了“弱国无外交”的真理。